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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美國歷史學家孔菲力的說法，政府的治理，實際上就是一種信息控制的過程。在傳統(tǒng)社會，政府傾向于信息封閉式管理，逐級信息量遞減，只有最高層的人，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
在一個相對封閉而且信息傳播手段十分落后的社會里，這種信息的控制方式無疑有其合理性，因為至少政府可以做到在一段時間內(nèi)，有效地防止不利信息對社會穩(wěn)定的傷害。而且，在那種社會里，信息量的多寡，本身就意味著某種榮譽，跟他對體制的效忠程度有直接的聯(lián)系，所以，只要官場或者王朝的道德還能維持，這種信息控制的方式就能奏效。但是即便如此，這種治理方式，也會伴隨著小道消息流行的弊病，時常扭曲政府的形象。
然而，在現(xiàn)代社會里，由于信息傳播的渠道和方式多種多樣，政府又無時不處在聚光燈下，成為懷有各種目的的消息探聽者(包括媒體)注意的目標，所以，封閉控制已經(jīng)完全不可行。如果還要堅持這種控制方式，不僅“紙包不住火”，而且在突發(fā)性事件發(fā)生時，會極端地放大小道消息的效應，引發(fā)惡性事件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政務公開，是時代交代給政治和行政改革的一項必須做好的課題。
只是歷史的慣性，使得人們往往沿用過去的方式，每遇突發(fā)事件，首先的反應就是先瞞下來再說，去年年底松花江污染事件，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。首先是吉林石化和有關政府部門不及時通報，而哈爾濱市政府在得到消息后，也選擇隱瞞實情，告訴市民檢修自來水管道。結(jié)果市面上謠言流行，人心惶惶，人們紛紛外出，車站機場人滿為患。幸好黑龍江政府及時糾正了錯誤，把真實情況相告，才避免了更大的混亂發(fā)生。
事實上，政務公開，建設公共行政，也是遏制腐敗現(xiàn)象的有效工具。嚴酷的現(xiàn)實告訴我們，有多大規(guī)模的欺和瞞，就有多大規(guī)模的腐敗。遏制腐敗，僅僅靠內(nèi)部監(jiān)督，顯然是不行的，只有把行政過程放在眾人的視線之內(nèi)，貓膩玩起來才會有障礙，所有內(nèi)心有鬼的人，其實最怕的就是被曝光。
其實，政務公開作為中國政治和行政改革的一個方向，已經(jīng)說了很有些日子了。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公開，怎樣實施公開，卻一直沒有一個比較合適的辦法。此次東莞的做法，應該說開了個好頭，在政務公開問題上，抓住了信息公布與傳播這個關鍵。政府的定期新聞發(fā)布，不僅僅針對市民，而且針對媒體，在媒體的平臺上，各路英豪，包括專業(yè)人士以及特別關心某項事務的民眾，都可以就政府公布的信息展開討論。這樣，政府政務的決策與實施，就可以盡量避免閉門造車、自說自話，甚至產(chǎn)生腐敗行為。同時，在新聞發(fā)布會上，媒體的提問，在某些方面很有些類似質(zhì)詢，如果政府部門在某個問題上說不清道不明，不僅自身尷尬，而且還會引發(fā)進一步的追究。至少，政府對自己的行為要有所制約，凡事要先想好了道理再做，以避免被曝光追問的難堪。
建立理性的官僚制度和公共行政架構(gòu)，是中國行政改革的方向，東莞的改革，僅僅開了一個頭。這個制度本身要堅持下去，在堅持中完善。比如，新聞發(fā)布會可以吸收浙江溫嶺民主懇談會的經(jīng)驗，在開發(fā)布會時讓有關的市民代表參加，實行市民質(zhì)詢和政府回應的制度。也就是說，不能質(zhì)詢完了就完了，民眾和媒體的質(zhì)詢，應該跟人大制度有所銜接，產(chǎn)生一定的法律效應。如是，政務的公開，將更加到位。
所要避免的，是所有制度改革常犯的老毛病：日久生疲，流于形式，尤其是當這種改革觸犯了某些人的利益的時候，制度就會變形，直至變成跟原來的初衷完全兩回事的樣子。更應該避免的，是葉公好龍，呼喚公開，真的公開了，在面對市民和媒體質(zhì)詢的時候，則怕這怕那，臉上掛不住，面上不好看，最后走到限制媒體，控制質(zhì)詢不讓人說話的路上去。
公開才能公正，公開才能遏制腐敗，只要政府把自己放在了陽光下，那么政府自身也就陽光了。
(來源：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；張鳴）